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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學術研討>>學者傳真

    張晉藩:留住中國法制史的根

      2019年06月11日08:33  

    張晉藩,生于1930年,遼寧沈陽人,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,博士生導師,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,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。

    品嘗著清香四溢的茗茶,記者在張晉藩教授家中,聽先生娓娓道來他的家國情懷與法史人生。

    張晉藩回憶道,在他小的時候,最大的樂趣就是聽父親講歷史故事。上學以后,讀了不少歷史小說,積累了一定歷史知識。老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偽滿洲國讀的小學,日本侵略者為了推行奴化教育,粗暴地篡改歷史,稱“滿洲國”人是“天照大神”的子孫。“欲亡其國,先滅其史”,篡改歷史令人難以置信,卻又真實地發生在他的身邊。“那時候我就朦朧地意識到正確地理解歷史對于一個民族的自信、自強該有多么重要的意義!”

    1950年,張晉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研究生,從那時起,便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與研究。彈指一揮間,已經60多年了。

    鑒古明今問法制

    上世紀80年代之后,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中國社會,比以往更重視以史為鑒。

    1986年,張晉藩應邀在中南海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,題為《談談法制歷史經驗的借鑒問題》。講演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典故:唐太宗曾經下敕,如果官員偽造資歷者處死。不久就出現了一個偽造履歷的官員,但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卻依據律法對其處以流放。太宗不悅,責問戴胄,戴胄對曰:“法者,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;言者,當時喜怒之所發耳。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,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順忿違信,臣竊為陛下惜之。”

    這段史料成了那節課的熱點。課間老同志問:戴胄是否處死?張先生答曰,沒有處死,唐太宗還表揚了戴胄,“法有所失,公能正之,朕何憂也!”

    “觀今宜鑒古,無古不成今”。張晉藩向記者表示,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是過去,但面對的是現實,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為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。中國法制的歷史經過4000多年的發展,歷代王朝迭有興衰,法制不僅是盛世的表現,而且還是盛世的動力。韓非子曾經說過“國無常強,無常弱,奉法者強則國強,奉法者弱則國弱。”

    1996年和1998年,他又兩次應邀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法律課,題目分別是《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》《中華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與近代化的思考》,兩次講題雖然不同,但主線都是為當代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。

    中國法制史學中心一定要建在中國

    1979年6月,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吉林長春召開。在這次會上,張晉藩提出集合全國的力量編寫《中國法制史》多卷本的建議。張晉藩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設想,是因為他得知世界上曾經召開過3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,但都沒有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。

    “不能讓我們的子孫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。”他深情地說,把中國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國,是我們法史工作者的歷史使命。正是懷著這樣的歷史使命,張晉藩承擔了主編《中國法制通史》的任務,篳路藍縷,艱苦備嘗,歷經19年,終于完成了這部書的出版。該書共10卷,500余萬字,被法制史界贊譽為世紀之作。2000年,有法制史學者訪問意大利時,將此書贈予意大利名校比薩大學。有媒體報道稱,該書從此聲播海外,被西方譽為中國版的《查士丁尼法典》。

    不畏浮云不怠思,不懼山高不止行。《中國法制通史》編成以后,張晉藩又用了22年的時間,主編了《中華大典·法律典》23卷,現已出版。他還用16年的時間,主編了即將出版的《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》10卷。張晉藩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研已經64年,出版的專著論文不下數千萬字,其專著《中國法制史·古代卷》早在20年前便被譯成日文出版。他的代表作《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》于2014年譯成英文,由德國斯普林格(Springer)出版社出版。目前,斯普林格出版社又已簽約出版張先生的另一代表作——《中華法制文明史》,目前譯者正緊張工作中。此外,他還有一些著作譯成韓文出版。

    前幾年,中國政法大學進行考評。張晉藩本不在考評之列,但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朱勇教授提出,請人整理張晉藩的材料進行考評以樹立標桿。按照張晉藩終身教授的標準,700分達標,可考評結果竟高達4900多分,足見張晉藩的勤奮。

    法史界都知道張晉藩的治學名言是“不自滿,不偷懶”。60余年來,他從沒有節假日的觀念,直到今天,每天還至少工作四到五個小時。當有人稱贊張晉藩在法史研究領域已經登堂入室時,他只是說“我只是看到了中國法制史學學術殿堂的門楣,載欣載奔而已。”以他耄耋之年,卻仍然如此勤奮,受到了法制史界的尊重。

    法史鉤沉話智庫

    2014年初,中央提出建立智庫的意見,中國政法大學各個學科都進行了建設智庫的活動,張晉藩以提供史鑒作為智庫建設的基本點,率領他的團隊又投入到國家智庫的建設中。

    他向記者表示,在中華民族的思想資源中,法制史占有重要的比重,它是建設法治中國取之不盡的資源。

    為此,張晉藩專門撰寫了一系列文章,文章所傳達的核心理念就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法律傳統的價值。他說,中國法制的歷史是一座宏大的“智庫”,蘊藏著豐富的文化遺產。由于古今的國情仍有相似之點,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心態也有一脈相承之處,因此其中的許多寶貴遺產都帶有跨越時空的合理的因子,需要我們深入地挖掘、探索,這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鏡鑒意義。

    2015年,張晉藩出版了《依法治國與法史鏡鑒》一書。鑒于較大的影響力,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警世觀點》《中華民族優秀的法律傳統與史鑒價值》等文章相繼被《新華文摘》所轉載。

    在回答中央有關部門的立法咨詢時,張晉藩結合法史智庫的建設研究工作,從歷史的角度對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、改革與法治、立法權分配與協調等問題作了深入簡明的建議,以供有關部門作為參考。

    張晉藩說,諸如人本主義的立法原則、法致中平的價值取向、天人合一的和諧訴求、德禮為本的道德支撐、援法斷罪的司法責任、法為治具的治世方略等,這些都是具有寶貴價值的傳世遺產。

    張晉藩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紙,說這是他新整理的《法史鉤沉話智庫》的一本書稿。該書涉及中華法系研究與重塑、古代國家治理方案的設計、治國理政的兩個抓手——法與吏的關系,以及立法與司法的歷史經驗等方面,全方面系統地總結和提煉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和法制建設的經驗。

    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。”在第六屆張晉藩法律史學基金會獲獎征文頒獎典禮上,張晉藩演講說法史研究應該有這樣的使命感。

    (來源:微信公眾號“法史人生”)

    (責編:孫爽、程宏毅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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